解釋之道與視域融合——宋人解《莊》的意義

　　摘　要：本文從后學(xué)對《莊子》解釋的時代差異出發(fā)，跟蹤中國古人對思想世界的特殊表達。正是對文本解釋差異的尊重，才本質(zhì)性地完成了文本經(jīng)典化的塑造過程，而這也是經(jīng)典文本“撒播”思想的“經(jīng)過”之路。從宋人釋《莊》解《莊》可以看出，中國古人就是以這種敞開與融合相應(yīng)的思想的方式，形成了極具東方特色的“解釋學(xué)”之路：作品經(jīng)過的路，其實也就成了作品本身。

　　關(guān)鍵詞：《莊子》;解釋;差異;視域融合

　　《莊子》成書傳世訖今，后學(xué)之評注與解釋可謂差異紛呈、繁榮不息。而對經(jīng)典文本解釋差異的尊重，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敞開并顯露作為經(jīng)典的《莊子》所“經(jīng)過”的道路。德里達在對西方傳統(tǒng)文本承續(xù)的知性反思中，曾以“延異”(difference)作出解釋。“延異”表達出在對文本的理解過程中，是突現(xiàn)差異的，但正是對文本傳承中差異的尊重，才轉(zhuǎn)而表達出對文本本身的尊重。

　　班固《漢書·藝文志》載《莊子》五十二篇，今本(郭注本)僅為三十三篇，已佚十九篇。就算班氏孤說難信，但司馬遷言“莊周”著書十余萬言，今所見僅六萬余言，可見亡佚為實。唐人陸德明《經(jīng)典序錄》中說：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jīng)，或似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nèi)篇眾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2]

　　若據(jù)此言，可見《莊子》書在晉人處已大獲改觀。事實上，從晉人輯注《莊子》開始，《莊子》書言已經(jīng)被打上了時代“烙印”。時言：《莊子》注“郭象”，還是“郭象”注《莊子》?此語恰如《齊物論》處莊周所言：吾今夢為蝴蝶與，還是蝴蝶夢為莊周與?本身已經(jīng)表明《莊子》書所具有的歷史滲透力。同時，也可看出，今天所見《莊子》版本的時代印跡。而這個“印跡”絕非《莊子》所加，實乃后人之所為。晉人尚任“自然”，除郭象輯注本表達出晉人思想意向外，還有向秀、嵇康等對《莊子》思想的注評及詮釋。“托物言志”，寄托精神，借此物而言他，這是中國古人對思想世界的特殊表達。這既是文本經(jīng)典化的塑造過程，也是經(jīng)典文本“撒播”思想的“經(jīng)過”之路。中國古人就是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形成了極具東方特色的“解釋學(xué)”之路：作品經(jīng)過的路也就成了作品本身。這種路徑不僅表現(xiàn)在《莊子》身上，更表現(xiàn)在《論語》《道德經(jīng)》等經(jīng)典作品當(dāng)中。這個道路不僅表現(xiàn)在古典時代，而且它還將持續(xù)下去。這是否也在說明：對文本理解上的差異，恰恰是對文本思想的尊重。

　　世疑郭象因其意志而輯《莊》刪《莊》，看來并非沒有道理。郭象之舉，功矣?罪矣?此學(xué)術(shù)公案，實難定論。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出，從《莊》學(xué)誕生到晉人處復(fù)活，其學(xué)術(shù)蹤跡，竟有數(shù)百年的沉寂。數(shù)百年的沉寂中，《莊子》到底顯身何處?就此而言，晉人之舉，不能不說是“撒播”《莊》學(xué)旨要的大功績。但就《莊》學(xué)從沉寂到復(fù)活的漫長歷程來看，也足見播傳思想道路之艱辛。其間既有文士學(xué)承之喜好，又有時人隨附俗雅之風(fēng)氣;既有他學(xué)他說之排異，又有他說他學(xué)之容蓄。所謂“特會莊生之旨”，可能既為定評，也為疑肇。希臘智者赫拉克里特言：上山之路，就是下山之路。喻于《莊子》或許就是：其中道絕斷處，往往就是其開始走向“蹤跡”活現(xiàn)的道路。而惟此思想“撒播”之路才不會絕斷。

　　二自晉人之后，《莊子》研習(xí)之風(fēng)日盛。唐人學(xué)風(fēng)開朗，多類學(xué)說并舉于世。故《莊》學(xué)解注，既為文士所喜，又為世風(fēng)所取。唐代乃詩歌之盛世，而《莊子》汪洋恣肆，不為拘羈的文氣和思想，大投文士喜愛。李白等詩歌大師作品中灼見《莊》學(xué)印記。而從成(玄英)疏注本和陸(德明)音義本中，也見這一時代各家并蓄，儒釋道交相融合的“解釋學(xué)”局面。自宋代以來，注《莊》解《莊》進入了一個敞開與融合相因循的大時代。宋代也是文化盛世，尤其政設(shè)制舉傾向文人，解《莊》注《莊》自然能夠很好地承續(xù)唐人局面，同時宋人又拔異超高，在新的文化氣象間，營造出了儒、釋、道合融的思想格局。尤其蘇軾首度闕疑諸《莊》篇，開始有意顛覆自司馬遷以來的定論。這不僅開創(chuàng)了后世考據(jù)《莊》學(xué)的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倡了一種通過會通文意，內(nèi)在把握其精神旨要的讀《莊》之風(fēng)。蘇軾《莊子祠堂記》云：

　　“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fù)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nèi)?，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zhí)席，妻執(zhí)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本意。”[3]

　　蘇軾的闕疑，既來自于對《莊子》思想內(nèi)在的會通，也為符合晉人解《莊》注《莊》的方向，后世學(xué)者，在對《莊子》諸篇之真?zhèn)蔚谋鎰e上，通過會通精神氣象，極為內(nèi)在地把握《莊》學(xué)實際，這其實才是讀《莊》，解《莊》的極高明之處。太史公說《莊子》風(fēng)格乃“洸洋自恣以適己”。太史公之說可謂點到《莊》文實處，這與《莊子》自說極為一致?！短煜隆菲f“莊周”：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倚見之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其書雖環(huán)瑋，而連忭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生死，無始終者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調(diào)適而上遂者矣。雖然，其應(yīng)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1]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可見古來才性“洸洋”之作，非才性恣肆之人，實難領(lǐng)會其高妙“叔詭”之意。讀《莊》解《莊》，其理解的過程，其實就是與《莊》“對話”(“與莊語”)的過程。“敖倪于物”，譴于是非，“以天下為沈濁”之人，不要說在洸洋辟闊之境，心領(lǐng)神會《莊子》了，甚至根本就接近不了《莊子》。而這恰恰也是近代“解釋學(xué)”所要開辟的路徑：通過歷史“想象”(對不在場性的調(diào)動)綻示作品所處的內(nèi)在處境，通過“對話”顯現(xiàn)作品所承載的內(nèi)在精神。

　　蘇軾解《莊》，憑才資悟性，直擊《莊子》之文，從而高會其意。才性高低，實乃天授。然天授之才，若非“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4]，也不可“與莊語”?！肚f子》嘗言：嗜欲深者天機淺。意謂，人生與世，當(dāng)“與世俗游”，然而，若不超然放物，忘情自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縱其才質(zhì)綽約，悟性極高，也終以“天地為沈濁”，為世法所“膠固”。此可謂，天下學(xué)人所共識。宋人中深得“理學(xué)”之道的陳顥、陳頤，就曾勸人：

　　“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若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個出身處。”[5]

　　讀《莊子》書，蓋能“滌除玄覽”，潔清“沈濁”，然，非能“滌除玄覽”，潔清“沈濁”者，又無法“觀其書”。自古“觀其書”者，皆如郭子玄語：

　　“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dāng)，經(jīng)昆侖，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fù)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芳余，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而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4]

　　蘇軾的闕疑，來自其讀《莊》時所獲的獨到領(lǐng)悟。至于其得出是否合于《莊子》原貌，我們姑不追究。但其所得結(jié)論，卻來自“與莊語”內(nèi)在而精微的過程，確實是自古以來讀《莊》解《莊》的高明手法。但也不得不說，蘇軾的疑問，也有其特殊的思想動機。在《莊子祠堂記》中蘇軾說道：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xué)無所不窺，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shù)。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仆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shù)，自墨翟、禽滑離、彭蒙、慎到、田駢、關(guān)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3]

　　蘇軾以為太史公之語《莊子》以文言詆訾孔子之徒，乃知莊子之粗也。而不知莊子實助孔子。我想東坡此說，蓋本乎二因：一本乎《天下》篇未述列孔子之說以作評，“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二本乎道學(xué)文言之“正言若反”(“倒行而逆施”)的道理，“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此說是否中肯，尚待商榷。但東坡以莊子之言內(nèi)歸于儒者，此動機卻很明顯。正是信本儒者之尊，他才于微察細覺中得出《盜跖》《漁父》《讓王》《說劍》等詆訾孔子者諸篇為《莊子》偽作。事實上，儒道合源的說法，由來以久，單從《史記》述傳孔子晚年問道于老聃一事，就可看出古人認為儒道同源的歷史心理。的確，觀莊子書，與觀孔子書，莊子之說往往切中儒學(xué)要義，而且莊子對孔子之徒的言語行跡對說細致，聲色并舉，宛然立乎其側(cè)。如《天道》篇說：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徽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譒十二經(jīng)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原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后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1]

　　再如《天運》篇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1]孔子見老聃并“語仁義”，篇后還載述了孔子見老聃后的感受：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guī)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見乎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云氣，而養(yǎng)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脅。予又何規(guī)老聃哉’”[1]

　　孔子將見老聃的感受，喻為“見乎龍”，其徒子貢因之不信：“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發(fā)動如天地者乎?賜也可得而觀乎?”結(jié)果被老聃一番教說，弄得“蹵蹵然，立不安”。

　　《史記》嘗言：孔子見老聃，始知神龍見首不見尾。司馬遷所述，是得之于《莊子》書之記說，還是源于其他傳說，今已無法備察。但就《莊子》借老聃之言評說孔學(xué)之意，卻中其“鵠的”。這不能不說是《莊子》之高明。近人楊伯俊在釋解孔學(xué)著作《論語》時曾說，莊子最懂得孔子，此言確也不虛。他說：

　　“我認為只有莊子懂得孔子，莊子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莊子所說的‘圣人’無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經(jīng)世先王之志，圣人議而不辯’可以肯定。”[6]

　　以“莊”解“孔”?這是否能夠引起近人之注視?這可能還是個問題。但就《天運》篇中載述孔子向老聃訴說治“六經(jīng)”之難的故事，可見《莊子》所語于孔子甚近：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1]

　　《莊子》載孔子言行諸多，情境場面也合《論語》之記述，但又多與《論語》中孔子之言說要義迥然不同。無論其“正說”是尊孔之舉，還是因其“反說”而判斷《莊子》在詆訾孔子之徒，這至少說明莊子是“知道”孔子的行事和主張的。事實上，先秦諸說中詆儒之論者大有人在。墨子及其后學(xué)，以及韓非對儒家之徒的詆訾，確不在少數(shù)。所謂莊周之學(xué)源乎孔門之說，蓋《莊子》書言，多“正說”顏回。且顏回在孔子書及莊子書中皆有“道行”，《論語》說其“貧居陋巷，一飲瓢，一簞食，曲而眈，樂在其中”?！肚f子》書又多記顏回“坐忘”的過程和修跡。此“孔顏樂處”，既為先儒修身境界，也合道家無為之趣。讓人因此想到顏回之學(xué)及于《莊子》，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若因此就說莊周之學(xué)本源乎孔子，則未必有實據(jù)。若依此說斷定莊周學(xué)淵出自孔儒，那么莊周之書也多有詆訾名辯之辭，是否也因此認為莊周之學(xué)本乎名辯之徒呢?

　　《莊子》書多言孔子之事，或詆或譽，不一而足。但其書寫言情并茂，聲色并舉，的確見其書寫藝術(shù)之高明。世人常以孔儒正統(tǒng)學(xué)說為孔子申名立說，但如道家書等所載孔子之言行，往往視為訛化，這實不是得品古人思想全貌的途際。除《論語》里的孔子外，《莊子》里面的孔子，是否也算是一種對孔子全說的窺探呢?

　　《解釋之道與視域融合——宋人解《莊》的意義》來源：《甘肅農(nóng)業(yè)》2018年12期，作者：郭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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