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稱論文發(fā)表淺析文心雕龍在齊梁之際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摘要：論文認為《文心雕龍》的誕生是古代文學發(fā)展的必然產物，是多種哲學和文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筆者從儒學傳統(tǒng)地位的有限恢復;三玄哲學精義的影響;南朝文壇反形式主義的斗爭;魏晉以來文學的獨立發(fā)展;古代文學資料的極大豐富;劉勰自身的條件等六個方面具體分析了《文心雕龍》在齊梁之際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關鍵詞：文心雕龍 古代文學 必然產物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理論,都不能完全歸之于理論家個人的天才發(fā)現,而只有當社會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條件時,才得以形成?！段男牡颀垺纷鳛橐徊课恼搶Ｖ?它的誕生,也不例外。

　　在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梳理出的歷史脈絡中，或許我們可以看到《文心雕龍》在南朝中期問世的歷史必然性。筆者以為，《文心雕龍》在齊、梁之際出現，主要基于以下幾個主要因素：一、儒學傳統(tǒng)地位的有限恢復;二、三玄哲學精義的影響;三、南朝文壇反形式主義的斗爭;四、魏晉以來文學的獨立發(fā)展;五、古代文學資料的極大豐富;六、劉勰自身的條件。以上因素既有哲學性的緣由，又不乏文學自身的原因。下面就讓我們具體來分析一下促成《文心雕龍》問世的哲學和文學因素：

　　一、 儒學傳統(tǒng)地位的有限恢復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給神秘化的儒學以沉重打擊。魏晉士族地

　　主階級為麻痹人民斗志,調和內部沖突,在理論和思想上維護其統(tǒng)治秩序,便構造了一種新的精神武器——玄學唯心論。由于玄學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因而在魏晉兩朝的思想領域,形成了“儒教盡矣”的局面。但實質上,玄學并不否定儒學,而是把道家尚“自然”、重“無為”的思想與儒家“名教”融合起來,主張“名教”本于“自然”。玄學的“貴無”思想雖然是用來麻醉被統(tǒng)治者的，但在客觀上對統(tǒng)治者也產生了自我麻醉。許多士族中人,一味空談,放蕩不羈,幾乎完全喪失了統(tǒng)治和生活的能力。有些頭腦較為清醒的思想家,特別是那些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敏感地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性。如晉代裴頠就“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而東晉末年的孫恩起義,又證明了玄學欺騙作用的有限性。因此,玄學的極盛時期,也便隨東晉的滅亡而宣告結束,統(tǒng)治階級不得不改換基本的思想工具。要求儒學重登思想舞臺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到了宋、齊兩朝,與庶族出身的皇帝推行限制士族的政策相呼應,傳統(tǒng)儒學又復興了。和東漢儒學不同的是,它與玄學的空疏無為相對立,顯現出強調經世致用的鮮明特征。這就使南朝儒學帶有較多的唯物主義色彩。當時的不少思想家在批判有神論和頹廢作風時,往往會亮出儒學的旗幟。梁朝的范縝痛斥佛教有神論,就曾以儒學作為武器。在南齊,由于最高統(tǒng)治者“端拱以思儒業(yè)” ,一度呈現出 “家尋孔教,人誦儒書”的景象。儒學的有限恢復，使得不少知識分子的思想向入世轉化，開始積極追求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的人生境界。整個社會風氣開始變化，這必然要求文藝作出一定的響應。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劉勰為實現立言的理想而撰寫《文心雕龍》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 三玄哲學精義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周易》、《 老子 》、《莊子 》合稱三玄。當時，玄學盛行，三玄思想更是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的哲學精義對《文心雕龍》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從宏觀方面看，有無本末之說從本體論方面拓寬了《文心雕龍》的論文視野,動靜虛實之論從相反相成、相互超越方面充實了 《文心雕龍 》理論體系的主干和骨架,調和儒道的辯證思想促成了《文心雕龍》文論系統(tǒng)的形成。從微觀方面來看，三玄思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劉勰在《書記》篇中化用《易》之精義說“陰陽盈虛，五行消息”。他認為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實際上也脫離不開“一陰一陽謂之道”這一規(guī)律，只不過在這一總的規(guī)律下還有心物、情采、華實、通變等中介環(huán)節(jié)罷了?！独献印泛汀?莊子》則從靜態(tài)性方面對劉勰施加了影響?！?老子》主張 “致虛極，守靜篤”,認為只有 “虛靜”,才能“得道”并認識事物的內在本質。主張靜寂才能致玄遠,虛空才能生萬物。《文心雕龍》中的“自然之道”與老子的主靜理論密切相關，例如,《神思 》篇所謂“陶鈞文思,貴在虛靜”,就顯然是以老子的思想立論。在 《滅惑論》中劉勰說“尋柱史嘉遁 ,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貴靜一 ,化本虛柔。”劉勰所反復強調的虛靜，實質是源于老莊的，莊子一直認為,正是一種出神入化的虛靜狀態(tài),才使藝術構思創(chuàng)造成為可能，他覺得輪扁、伊摯等能工巧匠的技藝創(chuàng)造，就是在經過千百次演練之后,進入一種神化虛靜的狀態(tài)后完成的。老莊思想對于《文心雕龍》的影響是細致入微的，比如劉勰在《養(yǎng)氣》篇中所講的 “水停以鑒,火靜而朗”便是引用了《莊子•天道 》篇的典故。劉勰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申寫郁滯”，而“申寫郁滯”宜“從容率情，優(yōu)柔適會”，所以要頤神養(yǎng)氣，防止 “精氣內銷”。只有精氣旺盛 ,才能“清和其心”，調暢其神，杜絕“神表外傷”,保持虛靜自然。這些認識很大程度上都是對莊子的創(chuàng)作構思虛靜論的繼承與發(fā)展。

　　此外，劉勰所信奉的大乘般若學，也受玄學影響很深。所謂“空

　　玄無形，而萬象并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從釋家觀點看,是佛理。從道家觀點看,則是玄佛化的老莊思想。所謂“梵言菩提，漢語曰道”，無非是說,實質是一 ,稱名為二。劉勰論文所追求的“般若之絕境”，說穿了也無非就是道的境界?？梢哉f，三玄作為魏晉玄學賴以生成的思想資料，不僅充實了魏晉玄學的主要內容，而且廣泛影響了整個魏晉時期的時代精神。而劉勰就是在以三玄精義為核心的玄學理論背景下來建立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的?！段男牡颀垺分鲝堅?、宗經,但劉勰沒有像鄭玄、馬融一樣去注經,而卻像未提出原道、宗經的曹丕、陸機一樣來論文，這實在是因發(fā)揮老莊、揉和儒道為己任的魏晉玄學這種時代精神使然，是深受以三玄精義為核心的玄學思想影響的結果。

　　三、南朝文壇反形式主義的斗爭

　　整個南朝文壇,始終貫穿著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的斗爭。形式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是思想內容的脫離現實,文學語言的刻意雕琢。形式主義文風在南朝曾經一度大行其道，玄言詩、宮體詩,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當時盛行的山水詩和永明體詩,雖然有一部分尚能透露出失意文人的真情實感,在開擴詩歌題材、促進詩律形成、積累準備技巧方面,也具有積極的作用。但從總體來看,也終因思想的平庸、形式的矯飾,而陷入形式主義泥淖?？陀^的說，形式主義文學夸大文學的形式美, 對于擺脫文學對儒學的依附，促進文學的獨立發(fā)展，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形式，強化了文學的審美屬性。但是，片面的強調形式，勢必會影響到文學內容的表達，如果對形式的重視走向脫離內容的極端，就一定會導致形式主義。南朝的庶族文人，由于多參與實際政務,接觸下層群眾，能較真切地感受現實矛盾，有著強烈的表達社會現實內容的需求，他們極力反對片面追求形式的形式主義文風，大都不滿于脫離現實、縱情聲色的形式主義文學，極力主張文學的經邦治國和質樸清新，強調對內容的重視和文風的改革。許多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也越來越痛切地感到形式主義的嚴重危害，深懷“淫文破典”的恐懼。希望從思想和理論上，找到破除形式主義的理論武器，相信在當時，會有為數不少的有識之士，在思考著有關文學的理論問題，由此產生了諸如《詩品》這樣富有戰(zhàn)斗精神的文論作品。而劉勰本人，則不滿足于單篇文論的撰寫，而是致力于撰寫一部“體大而慮周”的文論專著，而這種志向的萌發(fā)，與當時反對形式主義文風的時代背景亦不無關系。《文心雕龍》在齊、梁間出現也可謂是時勢使然。

　　四、魏晉以來文學的獨立發(fā)展。

　　到兩漢時期,文學在形式上已與經典分開,《后漢書》就專辟有《文苑傳》。但這種區(qū)分仍然不很嚴格，許多以實用為目的的應用文、論說文仍與純文學混淆在一起，而且社會上還普遍有一種重學術、輕文藝的傾向,甚至象王充這樣的思想家也不能免。特別是,漢代文學十分強調文學的禮教訓勉,較嚴重地忽視文學的藝術特征。在黃巾起義的沖擊下，儒家思想的地位發(fā)生變化 ,文學逐漸擺脫了儒學的嚴密控制,成為獨立的事業(yè),文學的審美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對文學以情動人的特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魏晉時期，曹植把“雅好慷慨”視為自己的文學追求，陸機則主張“詩緣情而綺靡”,“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詩文,則標志了文學的“解放”。而曹丕“詩賦欲麗”的主張,更無異于是文學自我覺醒的宣言。從建安到齊、梁,覺醒和獨立了的文學,從內容到形式,有了更大的進展。“文”、“筆”之分逐步明確,文學體裁更加多樣,創(chuàng)作題材大大開擴,表現手法愈益細密,作家隊伍日漸壯大,作家集團和文學流派大量涌現,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確認。文學的飛速發(fā)展,向人們,特別是向文藝理論家提出了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文學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各類文體的淵源和特征如何?文學與時代、社會生活、與政治究竟是什么關系?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怎樣統(tǒng)一? 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氣質個性對創(chuàng)作有何影響?準備技巧有哪些基本規(guī)律?怎樣鑒賞和評判作品的優(yōu)劣、高低?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給以理論的概括和說明,作出明確的回答。否則,文學的獨立地位就難以鞏固,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就會受到阻礙,文學的社會作用也難以充分發(fā)揮。為此,魏晉的某些文人曾試圖撰文回答,但都不夠全面深入。齊、梁的文壇更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與劉勰同時的鐘嶸,曾這樣描述“觀王公緒紳之士 ,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溜繩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這種情勢,就更增加了從理論上回答上述問題的迫切性。劉知幾在《史通 •自序》里說“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后來袒迷,識昧圓通,家有抵訶 ,人相椅披。故劉勰氏《文心》生焉。”此論是頗為中肯的。

　　五、古代文學資料的極大豐富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文藝理論的構建也是如此。我國的古代文學,發(fā)展到齊、梁,已有千余年的歷史。即便從魏、晉文學的初步“覺醒”起算，到劉勰的時代,也已歷經三百多年。在這期間,積累了大量豐富的資料。在漢代,由于整理經籍的需要和造紙術的發(fā)明,藏書事業(yè)就已經比較發(fā)達。當時,國家“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以致形成了從漢武到成帝 “百年之間,書積如山”的盛況。據《后漢書 •藝文志》摘要輯記的書籍目錄,僅詩賦就有二百六十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造紙術經由東漢蔡倫、左伯的改良,到南朝又前進了一步,質地優(yōu)良的滕紙、麻紙和防蠹的黃紙大量生產。加之,南朝私人著述成風,因而藏書事業(yè)更為興盛。據載,當時私人和官府的藏書都極豐富。南齊的崔慰袒“聚書至萬卷”,致使 “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人”。在梁朝與劉勰同衙的王僧孺,也“聚書至萬余卷”。而昭明太子所在的東宮,藏書竟達 “幾三萬卷”。南朝所存的文學資料,已基本包羅了我國古代文學詩、賦、散文、小說等多種基本樣式。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是各種文學體裁“全面開花 ”的時期,詩歌、散文、駢文、抒情小賦、小說,幾乎應有盡有,其間,詩文選本也陸續(xù)問世。僅據《隋書•經籍志》記述,就有杜預的《善文》，季充的《翰林》，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蕭統(tǒng)的《文選》等。此外，前代流傳下來的許多重要文論著作,如《樂記》、《詩大序》、《典論•論文》、《文賦》、《文章流別論》、《翰林論》等,也為齊、梁的文論集成提供了借鑒。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曹丕的 《典論•論文 》、陸機的 《文賦 》、鐘嶸的 《詩品 》相繼出現,為《文心雕龍》的問世儲備了為數不少的理論資源。至于與文學有關的“儒”、“玄”、“史”等科的學術著作,則更是汗牛充棟。由此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構建一部體系完備的文論著作的資料己大體齊備了。這無疑為《文心雕龍》的問世提供了必要條件。

　　六、劉勰自身的條件。

　　成就任何事，人都是最核心的因素。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構建一部系統(tǒng)文論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了，但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文心雕龍》的問世顯然是不可能的。它需要一位能順應歷史潮流，并有能力利用社會條件的理論家，而劉勰恰好是一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劉勰作為一個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他的學術研究較能尊重文學發(fā)展的史實,較能密切聯(lián)系南朝的社會現實,從而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劉勰兼通儒學、玄學、佛學,使他有可能吸取各家研究和論證方法的特長,磨礪自己的犀利筆鋒。事實上，《文心雕龍》的綱舉目張、科條分明、前后貫通、置詞嚴密,也有力證明了劉勰的研究和論證方法是有很大科學性的。劉勰協(xié)助僧佑整理經藏,在東宮與昭明太子及其他文人學士相處的經歷,又使他有機會閱覽大量文獻資料,得與俊才名家切磋琢磨。此外，除做短期的地方官外,劉勰大部分時間是過著清靜的書齋生活，這對于他潛心著述，無疑也是個有利條件。綜合以上因素，可以看來，歷史提出的任務最終由劉勰來完成，雖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這偶然的背后,終究埋伏著歷史的必然。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事件的偶然性之中往往蘊含著必然性， 《文心雕龍》在齊梁之際出現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但更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它是多種哲學和文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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